1943年12月24日夜，延安杨家岭的煤油灯摇晃不定，窑洞外的北风裹挟着细雪。毛泽东批完当天的文件后，把几本翻得卷边的《自然辩证法》导言塞进牛皮纸包，递给通信员：“转给刘少奇同志。”信封里夹着便条：“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字迹匆匆，却透出急切。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线枪声时断时续，延安的主要任务成了整风和储备干部。毛泽东认定，枪杆子外，还有另一种“硬武器”必须准备——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素养。一个战士缺子弹可以补给，可思想一旦僵化，补给便不易。

他对哲学的重视，不是突如其来。早在青年求学时便读过柏拉图、康德的中译节本，却始终觉得“隔了层纸”。直到1920年代接触《共产党宣言》时，他才在辩证法里找到与中国现实打通的钥匙。此后，一遇艰难关口，读哲学便成了他习惯性的“回炉”。

长征刚结束的1935年冬，陕北的夜晚异常沉寂。红军大学缺纸缺灯油，毛泽东却总能寻到办法，让人把李达、艾思奇的手抄本送到他的窑洞。几位青年警卫员回忆：“主席看书像赶路，一夜能翻几百页，却总能在空白处挤下批语。”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前夕，郭化若走进他的窑洞，只见桌面上码着《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历史唯物论》《机械论批判》。毛泽东抬头笑道：“形势紧，书不能少，看得通透，指挥起仗才有准星。”会后，他把圈点密布的《教程》递给郭化若：“借你，先练练眼力。”

延安整风正式展开的1942年，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想“治病”，先得诊断，诊断靠什么？还是方法论。于是，中央要求县团级以上干部轮流进陕北公学、抗大、马列学院补课。毛泽东亲自定大纲，第一课便是“辩证法与中国革命道路”。

据当年听课的何启君回忆：“他一上台就把粉笔丢在桌上：‘今天不照书讲，照书讲听不进，下边打个盹就过去了。’”随后列举了三湾改编、四渡赤水的抉择，用对比方式解释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课堂气氛被瞬间点燃。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哲学学习不止于课堂，还有“窑洞夜座”。1938年秋，每周三晚上，毛泽东约萧劲光、陈伯钧、艾思奇等十余人围炉而谈。主题常常从苏联教科书的某段论述起，转到红军失败案例，继而落脚在下一步的作战设想。讨论结束时已近午夜，毛泽东总要叮嘱一句：“笔记回去再添，把脑子里的死角点亮。”

“理论的归宿在行动。”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标尺。《实践论》完稿于1937年夏夜，《矛盾论》紧随其后。二文虽形式上似讲义，却紧贴战局：为什么抗战将持久？为什么顽固派仍是主要危险？答案皆藏在逻辑推演里。

陈云后来回想：“整风五年，我们先学哲学再谈经济，是毛主席定的顺序。他说，没弄清方法，谈经济只是算账。”这种学习次序，让大量地方领导甩掉了“本本主义”包袱，能够在敌后开创出“自给半自足”的根据地经济模式。

毛泽东与刘少奇书信往来中，对阅读书目常有提醒。刘少奇当时正主持中央工委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毛泽东仍坚持“挤一点时间看几页也值”。在一封信里，他附上一段勾画出的页码：“第112—140页可先读，讲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作用。”信送到时，刘少奇正主持夜会，他边听汇报边翻阅，对助手低声道：“这些段落切要。”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给人荐书，并非一味推崇“经典越厚越好”。一次座谈，他把薄薄的《大众哲学》抛给一名从山东来的区委书记：“这书浅，拿回区里给民校教师看，也能讲得动群众。”这种因材施教的做法，使哲学不再高悬庙堂，而是落到乡土巷陌。

1943年春，中央机关迁到枣园。窑洞外杏花初绽，毛泽东仍在搜罗哲学读物。他写信给胡乔木：“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书，不论译本原创，凡有流通皆收。”两周后，胡乔木送来一摞纸质粗糙的译稿。毛泽东翻了翻，眉头微皱：“译得太硬，下笔像石灰，读不顺口。还是得改改。”那夜，他亲自划线、增删，力求让译文更贴近中文语感，第二天清晨交回。

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钻研劲头，促成了延安时期的理论高产。《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问题》《论联合政府》等文稿，无不渗透着辩证思维。历史学者普遍认为：若没有此前数年对唯物史观的反复揣摩，就没有这些贯通古今的谋略。

到了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台下坐着的，是走过万水千山的老兵，也是新近加入的青年。报告重申实事求是，提出“古田会议提倡的思想路线，今天仍是座标”。会后，多位代表翻看《实践论》《矛盾论》小册子，说“这两篇，像指南针”。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离延安赴西柏坡。临行前夕，毛泽东整理书柜，把多次批注的《自然辩证法》装箱，却把新印的几本精装本留给机关青年。他笑道：“书要走动，莫放旧纸堆。”

1949年2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里庄临时驻地再度收到毛泽东寄来的包裹。这次是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俄文原版和一册刚翻译完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扉页夹着短短一句：“可作谈判间隙消遣。”华北大地寒风穿堂，但窑洞里翻书声沙沙作响，仿佛春水流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高层每天要批山一样的文件。毛泽东仍坚持把阅读哲学列入日程。他对秘书说：“一周若没腾出几小时看书，心底就发空。”1953年秋，他主持编写高等学校哲学教材，要求编写组“吸收苏联长处，又不照搬，务求同中国实际发生化学反应。”

不得不说，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读书风气，对后来重大决策影响深远。无论土地改革、合作化，还是“十大关系”讨论，毛泽东总在会前通宵翻阅哲学、经济学著作，然后把现实难题摆进“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框架，对症下药。

数十年里，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推荐过书目近百种。推荐原则大体有三：贴紧实际、文字明白、逻辑严谨。战争年代缺纸墨，他常把读后批注的书再转送别人，顺带附张小纸条：“如有心得，批在上面，下回我再看。”一本书就这样在多名干部手里辗转，最终呈现“多人标本”状态，成为延安时期特有的文化景观。

在外界看来，毛泽东似乎永远精力充沛。可身边人员记得，他读书至深夜，两眼发红，伸手摸桌角温度，常觉石桌泛凉。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手：“再读一节，思路不断。”简短一句，透着对理论的执着。

1943年的那封信，至今仍存中央档案馆。淡黄信纸，墨迹犹新。正文除了推荐书名，更写下“用唯物史观解决实际问题”十个字。字口锋利，笔划稍纵即收，如同他一生的行事风格：深思熟虑，落笔果断。

延安岁月已经远去，但那间窑洞里夜半的读书声、讨论声、批注声，一直在史料里清晰可寻。阅读、思考、实践三者相互砥砺，构成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内在脉动。毛泽东以实际行动证明——枪声可以迫使敌人让步，哲学却能让自己的步子迈得更稳、更远。

窑洞深夜的另一束灯光

夜色越深，延安的窑洞越安静，可另一处灯火正亮。那是边区新办的印刷厂，一台旧式石印机哼哼作响。1944年春，毛泽东决定把《实践论》《矛盾论》合编成32开的袖珍本，供前线携带。纸张紧缺，工人只得在本来就发黄的粗纸上反复试印。墨色时浓时淡，工人着急，担心影响阅读效果。阵阵寒风灌进厂房，油墨味、煤烟味、湿纸味混杂，熏得人眼睛生疼。就在这时，一位身穿旧棉袄的青年扛着两捆公文走进厂房，低声说：“主席指示，先保证字迹清晰，印不出对开大字也行，但千万别糊。”工人们松了口气，又埋头调墨。印装完成的第一百本被送到枣园。毛泽东翻开，见字型略有破损，却仍能辨认。他点点头：“可以行军带在身边。”随后，让邮政科分批发往各个分区。皖北根据地的通讯员把小册子塞在棉袄夹层里，夜渡淮河；晋察冀的民兵把它裹进土布口袋，穿过封锁线。战士们摸黑读完几页，再卷回口袋，油污、硝烟与墨香混在一起。几年后，不少小册子残破不堪，却仍被线绳捆起保存。有人笑称：“书皮看不清了，里面的道理却早烂熟在脑子里。”这段在印刷厂、在战壕、在村口火塘旁分发与传读的经历，让哲学不再是一门抽象学问，而是一线战士随身携带的“行军条令”。也正因如此，很多基层指挥员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抓住要点，避免机械照搬。窑洞里的一束灯光，经由石印机的齿轮和硝烟的缝隙，最终汇入辽阔的中国大地，成了革命洪流中隐形而强劲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