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基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刘统教授于2019年10月7日于上海图书馆发表的讲座内容，经过精心整理汇编而成。

《红军长征记》是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精心编纂的长征回忆录，内容主要源自《西行漫记》，被誉为记载长征的宝贵史料。在这部回忆录里，众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得以详尽展现，既生动地描绘了长征途中的艰辛与困苦，又细致地记录了沿途的地理风貌、气候状况、风俗民情、日常生计以及交通状况，因而成为了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一手资料。

红军长征的传奇究竟是如何广为传颂的？这或许是一个多数人未曾深思的疑问。

一部辉煌的历史，纵然客观存在，其流传与否，实则系于是否有人以文字为媒介，将其记载并永久保存。《红军长征记》一书，专注于记录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之旅。之所以称之为“原始记录”，乃因书中的每一篇文字均出自长征亲历者的笔下，且在长征落幕不久后即以亲笔撰写，这无疑为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史学价值。

见证长征历程的人们为何如此坚定地将这些记忆编纂成书？这一切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35年，那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一方面军抵达了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成功会师。长征的结束并未如想象中那样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激动，相反，革命和红军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当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抵达陕北时，他们已筋疲力尽，饥寒交迫。在穿越草地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北进路线，而张国焘则倾向于南行。在毛泽东决定北上之际，红四方面军无人响应，尽管张国焘掌握着九万大军，而毛泽东却只有一万兵力。但毛泽东明白，北上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因此尽管道路艰难，他仍坚定地选择继续北上。

抵达哈达铺后，毛泽东览阅了国统区的报纸，始知陕北尚存刘志丹及其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这一发现昭示着红军长征已接近尾声。在决战之际，他们意外发现了陕北这片富饶的土地，对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队伍而言，宛如绝处逢生。消息传来，全军上下欢欣鼓舞，争相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瓦窑堡成为他们最先抵达的地点。尽管当时这两个地方已被陕北红军所控制，但整个陕北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毛张陕北

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率先踏足陕北土地。在抵达陕北后，该军随即展现出“大鱼吃小鱼”般的作风。他们观察到陕北的队伍组织较为松散，成分亦较为复杂，随即在陕北地区展开了肃反行动。在此过程中，刘志丹等同志不幸被捕，同时，陕北红军的领导层也遭遇了残酷的迫害。然而，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却以性格厚道著称。当他得知红军即将到来的消息时，他立刻着手准备迎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通讯员传来中央已经到来，毛主席正等待着与他见面的喜讯。徐海东闻讯，立刻放下手中的战斗，骑马疾驰数十里山路，最终抵达了一处村庄。

于那破败的窑洞之内，他邂逅了毛泽东。彼时，毛泽东的鬓发已斑白，面色略显苍白，身形亦略显消瘦，身着一件布满补丁的旧大衣。与徐海东的相遇，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言道：“海东同志，我们终于回到了革命的怀抱。”徐海东随即应答：“中央有何指示，请予告知。”毛泽东开口便询问：“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资金，我们实在是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显而易见，红一方面军已至如此境地，可以说是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徐海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全部的五千大洋军费上交中央，这让毛泽东深受感动，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徐海东

中共中央初抵陕北时，首站便设于瓦窑堡，即今之子长县。彼时的瓦窑堡，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红军到来后，便在此地安营扎寨。据回忆，战士们居住在简陋的窑洞之中，甚至门扉难觅。尽管如此，与野外露营相比，有窑洞居住已是极大的改善。夜幕降临，战士们点燃柴火，抵御严寒。然而，山上的狼群被火光吸引，纷纷涌入窑洞寻求温暖。翌日清晨，战士们醒来，发现狼群在洞中，便急忙将其驱逐。当时红军刚抵达陕北，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首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

截至1936年7月，陕北有幸迎来了尊贵的外宾——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怀揣着对探险的无限热情，自上海得知陕北存有共产党的活动后，便坚定地决定亲自前往这片土地一探究竟。然而，当时前往陕北并非易事！他首先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则转而联络了张学良。张学良居于西安，遂派人赠予斯诺马匹与保镖。在中央特科的地下党员、人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的协助下，斯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宝安，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毛泽东听闻这位外国友人的到访，喜出望外。他期望斯诺能为红军进行宣传，并希望外界能为红军提供支援。于是，毛泽东下令由杨尚昆代表红军政治部和宣传部，向全体同志发出一封信，号召大家利用这次机会，借助斯诺在国外的声望为红军进行宣传和募捐。如此，红军方能得以维持并发展壮大。毛泽东要求每位同志撰写几篇关于红军长征的亲身经历，汇编成册。

此行动的目的是为斯诺的采访和著作积累素材。得知有捐款募集的机会，红军干部们群情激昂，纷纷挥毫泼墨，尤其是红军中的知名知识分子和擅长写作的同志，他们合力创作了超过两百篇作品。毛泽东命令宣传部将这些稿件复制，并将其中一份赠予斯诺。斯诺带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回到上海，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著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斯诺首次将红军长征的故事介绍给了全世界。而这些资料的背后，是红军战士和干部们所提供的回忆录。正是依靠这样的途径，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传开，其精神也得以广泛传播。

不久，西安事变的爆发催生了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这一合作的出现，使得关于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得以问世，这些文献主要记录了国民党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然而，抗战时期的经历并不适宜公之于众。因此，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经问世，这些原始记录便得到了妥善保存。到了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认为，这些同志所创作的宝贵资料理应得到出版。同年，八路军政治部编印了一部内部读本，作为党内学习资料。在延安，这套书以土纸印刷，名为《红军长征记》。然而，这部《红军长征记》的流传范围极为有限，鲜有人能亲见其真容。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延安并采访了朱德。回国后，她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一书，该书与《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为史沫特莱提供素材，朱德将这本土纸印刷的《红军长征记》赠予了她。

史沫特莱（正居画面右一）的倩影，在延安街头的画面中定格（资料来源：东方网）。

或许，我们可以搜集并注释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精心整理，以期编纂出一本最具原始性的版本。

朱德签署《红军长征记》

沿着这一线索，我开始追溯《红军长征记》的传播轨迹。这本书在解放前后的不同时期都留下了零星的记载。我坚持的原则是，只有那些在《红军长征记》各个版本问世之前形成的原始资料，才能符合我的搜集标准。依照这一标准，我最初找到了一本1936年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对我而言，这标志着首次的接触。然而，我阅读的并非原稿，因为那时的条件尚不具备让我亲眼目睹其真实面貌的机会。

1953年，一部名为《党史资料》的内部出版物由中宣部发行，其95%的内容取材自《红军长征记》。然而，这份材料标注有编号，属于党内的机密文件，仅供高级官员参阅。直至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公开面向公众的长征主题书籍。该书虽基于1942年的原始档案，但篇幅被缩减至五十余篇，相当于删减了一半。这种删减的原因在于，建国后对长征的宣传着重于塑造正面形象，审查者因此决定摒弃了一些不够成熟或不适于公开的内容。尽管如此，1956年的《红军长征记》版本仍具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收录了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关于廉臣的身份，资料不详，但他是以红军俘虏身份伪装的医生，全程参与了长征的半程。在书中，他详细记录了红军渡过乌江、攻克泸定桥、穿越彝族地区等众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1956年地图

1956年所发行的这一版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两位作者杨定华撰写的两篇综述性质的长篇著作，这两篇文章在1942年的版本中并未出现。这两篇文章分别以《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北》为题，展现了作者的个人视角。与此同时，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杨定华的另外两篇作品，也以综合性的叙述方式，对长征的历程进行了首次的文字记录。自此，后续的文献多聚焦于作者的个人经历片段。尽管1956年的选本精选了众多文章，却特别收录了这三篇综述性的长篇作品，它们均为1936年至1937年间撰写的原始资料，这也是我对其格外关注的原因所在。

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中，我党着手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中央文献研究室随之诞生。陈云同志对此特别关注，并精心收录了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篇文章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凡的故事：在长征途中，陈云同志正准备穿越雪山，中央作出部署，指派他与潘汉年分头行动，一位前往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进展，另一位则肩负起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任。于是，陈云与潘汉年在泸定附近各奔前程。陈云率先抵达上海，不久后转赴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长征的历程。共产国际建议他将这段不凡的经历整理成文，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传播。考虑到以个人名义直接撰写可能影响文章的客观性，陈云决定化名，假扮成一名国民党医生和红军俘虏，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长征。这样的处理既保证了文章的客观性，又便于广大读者接受。最终，陈云完成了这篇长达数万字的《随行西行见闻录》，并在共产国际在法国发行的《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

《随军西行见闻》

两年之后，杨定华亦踏足苏联，却惊讶地发现陈云仅完成了文章的开篇，后续内容尚付之阙如。于是，杨定华便接手续写了《过雪山草地》的下半部分，直至陕北一地。至于杨定华其人，在我2006年所著《亲历长征》一书中，对其并未作深入考究。后来，我偶然间翻阅到了一本名为《邓发纪念文集》的书籍。书中记载，邓发曾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之职。抵达延安后，他受命从新疆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在莫斯科，邓发见到陈云所撰写的开篇，便决意接续撰写后续部分，并以杨定华的名义予以发表。原来，杨定华乃是邓发在共产国际期间所用的化名。如此一来，一方面，《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本得以影印出版；另一方面，1956年的版本将陈云与邓发的三篇长文汇编成册，使得内容得以完整呈现。我将这两部分资料合并，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原始记录。于是，我向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事提出，希望能出版《红军长征记》的全本。他们表示同意，并允诺可以出版全本。然而，我在查阅1953年中央宣传部内部版本时，却发现其中遗漏了两三篇文章。

那篇令我难以忘怀的文章，名为《遵义十日》，它记录了红军抵达遵义后，一位干部所撰写的关于在遵义度过的十天生活的日记。细读《遵义十日》，我深感其文字的生动传神。通常，红军在我们心中都是身着戎装、跋山涉水、坚韧不拔、形象崇高的英雄。然而，在这篇文章中，红军抵达遵义后，那些干部们的形象却意外地流露出一丝小资情调。

文章出自何涤宙之手。文中记载，红军抵达遵义之后，干部团得以放假，得以漫步街头。众人踏入饭馆，虽经长途跋涉，却未能品尝到令人垂涎的佳肴。其中，辣子鸡丁尤为令人回味无穷。因此，他们归队后便向同伴力荐，称那家的辣子鸡丁别具风味，并提议次日再行一试。然而，次日再度光顾，辣子鸡丁中的鸡肉竟减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猪肉。试想，这座小小的遵义城，当时仅一条狭窄的街道，寥寥几家饭馆，红军的到来使得众多士兵涌入饭馆，城中有限的鸡只，恐怕不过一两天便告售罄。

第三天重访饭馆时，原本的辣子鸡丁已经不见踪影，变成了猪肉丁，桌上却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尽管如此，何涤宙和他的同伴们对这一变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指责店家削减了分量。店家虽然承诺下次会改进，但实际上连基本食材都所剩无几。谈及当时流行的“打土豪”运动，何涤宙在分得衣物时获得了一件皮制长袍，但这件长袍并不适合行军。他决定去服装店将长袍改制成短袄。店主听到这个请求后显得非常高兴。几天后，何涤宙拿回改好的衣服，却发现皮袄过于狭窄，袖子竟然是空心的。他愤怒地质问店主，为何将一件皮大衣改得如此粗糙，且使用的皮料似乎不够，怀疑店主有贪污行为。

老板迅速致歉，并提出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在袖内填充棉花，将衣物改制成棉袄，以此巧妙地消解了现场的尴尬。文章亦记载了红军干部与遵义学子的一次欢聚。在篮球比赛中，红军干部们尽显其留洋背景，不论是从法国还是苏联归来，他们在瑞金时期便已结伴成群，篮球场上，他们的口号、防守与上篮动作皆以英文术语进行，令遵义学子们为之咋舌，不禁赞叹红军之中竟隐藏着众多博学之士，人人精通外语。欢聚会上，遵义师范学校的校花们纷纷登台献艺，两位校花低吟《可怜的秋香》，歌声中带着几分俏皮。红军干部们随即登台，队长萧劲光——日后成就海军名将——表演了一段高加索水兵舞。他曾是留俄学生，舞姿翩翩，激情四溢，让学生们既兴奋又感到惊讶。于是，众多学生纷纷表达出加入红军的强烈愿望。

遵义胜，黄镇画。

阅读此文，便不难感受到红军形象的人性光辉与深厚情感。然而，为何这篇稿件未能被录用？经过深入档案研究，我了解到何涤宙这位人物的经历颇为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他曾身为国民党军工兵营长，最终被我军俘获。入狱后，他自称精通桥梁搭建。在长征过程中，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他搭建的浮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助力红军顺利渡过湘江。此后，何涤宙被誉为“架桥专家”。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也记录了何涤宙的事迹。何涤宙抵达陕北后，被分配至红军大学担任干部。随着国共合作的推进，延安与后方交通得以畅通，何涤宙请假返乡，却从此音讯全无。查阅其家乡地方志，得知他回到武汉后与同乡及黄埔军校同学重逢，被他们招募进入国民党军队，不幸在次年抗战中英勇牺牲。尽管在国民党军队献出了生命，他却未能被追认为烈士，他的作品也因此被从历史中抹去。

然而，我深信这些资料对把握长征的历史意义非凡，因此将何涤宙的文章收入了2006年出版的《亲历长征》中央文献版中。彼时，我认为这版《红军长征记》是最全的版本。该书一经问世，便迅速吸引了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注意。他在讲座中探讨了红军长征历史的传播，并在网络空间广为流传。他对何涤宙的《遵义十日》一文印象深刻，认为这是《红军长征记》中的佼佼者。不过，由于印刷量有限，这本书很快就变得难以寻觅。直至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时刻，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红军长征记》，并委托我进行修订，以期补充遗漏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手稿版，命名为《两万五千里》。这份手稿原本收藏于鲁迅纪念馆，其来历成谜。在影印该版本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事们也对它进行了考证，探究其起源。这一过程引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斯诺初踏中国大地之际，有幸得到红色牧师董健吾的陪同。董健吾与斯诺并肩细读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文献。返抵上海之后，他于《逸经》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力作，该杂志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而声名鹊起。在我翻阅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之际，意外地发现了一篇题为《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这篇作品首次揭示了长征的浩瀚长度，并生动描绘了红军的艰辛征程。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幽谷。

《红星照耀中国》虽以英文形式问世，但中文译本却经历了时滞。相比之下，幽谷的著作早在1937年便已面世，相较于斯诺的作品，它更早地记录了长征的历程，堪称国内最早描述长征的文献。幽谷的真实身份，是在董健吾之子揭开之后才为人所知。据我分析，董健吾很可能是在与斯诺共同审阅《红军长征记》的过程中，撰写了那篇著名文章。鉴于此，我也将这篇文章收录进了我的《红军长征记》中。至于手抄本的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考证过程中指出，这源自斯诺离开之后，冯雪峰受中央的指示与鲁迅取得联系，寻求鲁迅协助出版《两万五千里》（即《红军长征记》）的手抄本。然而，鲁迅因病无法分心于此事，冯雪峰于是将手抄本转交给了书店老板谢澹如。谢澹如虽出身资本家，却与鲁迅交情匪浅，并积极参与左翼文学运动，负责出版进步书籍。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瞿秋白在党内遭遇排挤，无路可寻。在这样的困境中，他找到了书店的谢澹如，寻求庇护。尽管谢澹如并非共产党成员，但他的心地善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瞿秋白。为了更好地保护瞿秋白，他还在报纸上发布了租房广告，巧妙地隐藏了瞿秋白的藏身之处。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谢澹如的英勇举动堪为典范。正因为如此，鲁迅对谢澹如充满信任，而冯雪峰也将复印本交托给了他。谢澹如始终珍藏着这份稿件，直到新中国成立。

鲁迅画像

谢澹如先生在建国后执掌鲁迅纪念馆馆长之职，直至生命的终章。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这份珍贵的手抄本公之于众。鉴于该手抄本藏于鲁迅纪念馆，而该馆主要专注于鲁迅的研究，因此这份稿本并未获得广泛的关注，自建国以来便在库房中沉寂了长达30年。直至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听闻此版本的存在，经审阅后认为其价值非凡，甚至比斯诺的版本更为原始，遂决定将其影印出版。

冠以《两万五千里》之名的影印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精心推出。在亲自审阅这一版本后，我坚信它堪称珍稀之宝。其珍贵之处，在于它较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版本更为接近原貌，保留了红军长征回忆录最为纯粹和原始的形态。当时，政治部人员曾复写多份，一份赠与了斯诺，另一份则被冯雪峰所珍藏。相较于1942年延安版的出版，后者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删减了若干不适宜的措辞与表述，而这一版本则完美保留了原文的风貌。

举若干例证。当时，红军正筹划踏过茫茫草地，而张国焘却向中央索求权力，意图率军南下。这一举动，导致中央与张国焘就指挥权的归属以及南征北战的战略方针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僵持。在这期间，双方争执不下。这两个月，无疑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荒凉的川西北藏区，即便行军千里，也难以发现一个藏族村落。十万红军的突然涌入，使得每日所需粮食变得极为紧迫。

中央领导层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而红军战士们则不得不踏上四处搜寻粮食的艰难征程。因此，筹粮的任务变得尤为迫切。红军在搜寻粮食的过程中，几乎将所能触及的一切食物来源一扫而空，甚至包括藏民老乡家的粮食、田间的青稞麦，以及喇嘛庙中的储备也被一抢而空。红军之所以在草地中饥肠辘辘，以至于许多战士因饥饿而丧命，正是因为在川西北逗留的两个月里，当地的存粮已被他们消耗殆尽。这一情景在手写本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红军战士们粮食匮乏，即使是高级机关的干部也未能幸免。莫休，一位名叫莫休的同志，撰写了一篇名为《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的文章，详细记录了他们穿越草地的经历。在日记中，他提到在卓克基的喇嘛庙中居住期间，日夜渴望能找到一些食物。黄镇，那位曾绘制长征漫画、后来成为驻法国大使及文化部部长的画家，与莫休同属政治部，他们携手共进，努力寻找粮食和食物。

磨青稞 黄镇画

处理完手头的事务，莫休步履匆匆返回，只见黄镇面带微笑，手中捧着一碗看似是豆沙制成的美食递给他。莫休轻轻一尝，却发现是炒麦，香气四溢。他不禁好奇地询问这些食物的由来，黄镇指向喇嘛庙的供台，笑着解释道，那些供品均为庙中所献，而佛像则是用面粉塑成，炒熟后便化作了豆沙。他特别强调，这样的秘密不可外传，一旦泄露，他人便会觊觎佛像，那时他也就无美食可享了。这段往事，无疑映照出当年人们艰苦求生的艰难境遇。至于作者莫休的真实身份，经过一番资料的搜集与查阅，仍未找到确切的信息。然而，在原始文稿的深处，意外发现了莫休的笔名——“梦秋”。

此情此景，作者顿悟，眼前之人竟是当时党内赫赫有名的才子——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徐梦秋。在长征岁月里，徐梦秋执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肩负起编纂《红军长征记》的重任。他不仅亲自编撰整理了这部著作，更挥笔撰写了五篇文章。在《红军长征记》中，徐梦秋的回忆录尤为引人入胜，与李一氓、彭加伦一同被誉为撰写精彩回忆录的佼佼者。李一氓亦为党内资深的文化人士，其回忆录同样洋溢着生动的细节。

《红军长征记》的编纂者，徐梦秋先生，曾担任延安宣传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开辟国际通道，新疆的盛世才——身为苏共党员，与苏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成为了连接延安与苏联的关键桥梁。那时，包括贺子珍、林彪等同志在内的多位同志，正是通过这条线路前往苏联的。因此，我们当时竭力与盛世才建立友好关系，而盛世才也热切期望共产党能派遣干部加入他的麾下。于是，我们便选派了毛泽民、陈潭秋、徐梦秋等众多干部前往。徐梦秋之所以被选中，乃是因为在长征途中，他的双脚不幸遭受冻伤。抵达延安后，马海德医生不得不为他进行截肢手术。徐梦秋因此成为了残疾人。中央决定派遣他前往苏联定制假肢，然而，抵达新疆后，由于毛泽民等干部的短缺，徐梦秋便决定留在那里。

至1944年，国民党对盛世才展开招安之举，此时盛世才面临关键抉择：是追随共产党与斯大林，还是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最终，他选择了后者，转而投靠了蒋介石。此后，盛世才对共产党人展开了大规模逮捕，并对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痛下杀手。然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徐梦秋却选择了背叛。这位原本是我党的重要笔杆子，一夜之间沦为叛徒。徐梦秋逃离新疆，前往南京，投身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怀抱。随着国民党溃败南逃，蒋介石与毛人凤声称不带走任何共产党叛徒，遂将徐梦秋遗弃于南京。

刘伯承与邓小平接管南京之际，徐梦秋意图返回故土，便拜访了刘伯承。然而，刘伯承对此反应激烈，将徐梦秋拘禁于狱中。徐梦秋在狱中度过了余生，直至1970年代离世。他的作品因而未能公诸于世。如今，我已核实了徐梦秋的真实身份，他在《红军长征记》中所撰写的回忆录，既真实又深刻，且极具生动性。在我早年依据延安版本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收录的徐梦秋的多篇回忆录已由他本人进行过修改，文本相对整洁。此次，我将手抄本中的文字全部还原，经此还原，便诞生了三联书店最新推出的《红军长征记》版本。我可以自豪地宣称，这便是最真实的原始记录，最原始的记录。

刘统倾心整理并细致注释了《红军长征记》，该作品于2019年6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面世。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此书，此举无疑激发了众多读者的好奇心。何谓“不忘初心”？就是要深刻领会我们的先辈如何历经长征的艰辛与曲折。这些故事必须忠实于史实，绝不容许掺假，更不能以现代的高尚观念进行篡改或虚构，这些都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逐篇审阅，逐字校对与补充，从书中我领悟到：首先，人应当坚守信仰。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我亲自进行了实地考察，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表！如今，我们生活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中，营养充足，即便是在草地上乘车行驶，我站一会儿便感到缺氧，呼吸不畅，行走起来仿佛脚下踩着棉花。而当年的红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不仅要忍受饥饿和寒冷，还要在草地上露营六天六夜。白天阳光炽烈，转眼间暴雨倾盆，夜晚则是倾盆大雨，这种在草地上的露营经历，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红军长征记》中，徐梦秋的叙述尤为鲜活。当红军在草地上决定扎营时，四周尽是沼泽，幸好草地并非一马平川，而是起伏的丘陵。于是，干部们便选择在稍高的台地上，或许那里稍微干燥，铺上油布，头顶油布，露天宿营。在草地上露营，最关键的是必须有一堆篝火。有了篝火，夜晚便得以生存；若没有，恐怕就会冻僵。因此，当时即便有马匹，红军干部也宁愿让马儿驮上柴火和树枝，以便抵达宿营地后能生起火堆。至于如何在宿营地生火，学问可不少。

当年沼泽地中既无干柴，又缺乏点火工具，全赖点火者的技巧。这时，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和干部就显露出优势，他们能够迅速地点燃火星，并巧妙地吹燃火堆。然而，总政治部的干部们，如罗荣桓、黄镇、徐梦秋等都是大学生，面对点火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只能轮流在雨中吹火，结果吹得脸颊麻木，却依然无法点燃火堆。经过一个小时的艰苦努力，火堆终于着了起来。而其他同志早已围坐在篝火旁，在雨布下入睡。这时，他们才开始煮麦糊糊，用餐。暴雨时不时倾盆而下，他们没有帐篷，只能背靠背，头顶雨布，如此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段描述生动而真实，红军穿越草地的艰辛，无疑是对人类极限的挑战。

草地露营 黄镇 绘

“你们为何不选择优渥的职业，却甘愿承受这份苦难？”红军战士们坚定地回答，他们的主义是为国为民，为推翻旧秩序，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份苦难是他们信仰的体现。

背干粮过草地 黄镇绘

徐特立，毛主席尊师，年近五旬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在漫漫征途上，妇女与老弱者组成休养连，与红军伤病员并肩前行，年轻战士们亦倾力相助。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等资深同志虽拥有骏马，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徐老却从未跨骑，总是将马匹让予伤病员。徐老始终以杖代步，徒步于军旅之间。红军妇女们悉心照料伤员，她们本为稚嫩的孩童，十五六岁便投身长征，却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勤勉。抵达镇子宿营时，她们四处搜寻门板，迅速将其搬来，让伤员得以躺卧其上，远胜于地面。女战士们还会寻找小溪，将红军染血的衣物和绷带洗净。

即便队伍疲惫不堪，她们仍不懈忙碌，悉心照料伤员。渡过草地时，河无固定河道，水流湍急，落差极大。小红军们涉水而过，冰水瞬间冻得双腿失去知觉，痛哭哀嚎。此时，成年干部们便背负着这些孩子，趟过一条条冰冷的河流。在长征中，那些朴实的文字，生动的情节，自然流露，无丝毫文学修饰，亦无浪漫色彩，仅是真实场景的真实写照。因此，我阅读这些文字时，相较于文学作品，更感其感染力，正因其真实。这是首要之点，即红军长征承载着信仰与精神。

1936年，毛泽东与他的启蒙恩师徐特立在保安共度时光

其次，长征途中的共产党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阅读这部回忆录，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正值青春年华，纯洁而朴实。其中，红一军团宣传部干事彭加伦的回忆录尤为出色。彭加伦擅长捕捉那些有趣的细节，其笔触既幽默又风趣。他曾在文章中描述，红军长征初期，需穿越四道封锁线，最终抵达广东、江西交界的乌迳镇，从而摆脱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苏区的围困。清晨，红军战士们纷纷涌向小饭馆和商铺，寻求食物和用品。一位红军战士走进一家杂货铺，询问购买食盐，老板告诉他，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二十多斤盐，令他惊讶不已。

他不禁想起在江西苏区时，一块大洋还买不到二两盐，可见封锁之严密。当年在江西苏区，他们回忆起一位领导人前往红一军团，林彪军团长送给他的最佳礼物竟是一小包盐。原来，一块大洋能买到二十多斤盐，两位战士高兴地秤了两袋盐，回去后感叹终于有盐吃了。还有一位红军小战士，误将墨汁当作牛奶购买，喝了一口后才发现上当，与老板发生争执。这时，彭加伦上前劝解，让小战士明白事理，并向老板道歉。这一幕，彭加伦描写得颇为风趣，然而我心中却难以笑出声。红军冲破封锁线后，宛如重返人间，有了盐、油和饱饭，满足感油然而生。因此，彭加伦的这些描述，显得格外质朴。

红军长征的这些传奇故事，究竟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如渡过乌江、十七勇士勇闯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等壮举，最初都是通过《红军长征记》记录下来的。其中，《红军长征记》中关于飞夺泸定桥的描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中，国民党军队的机枪疯狂扫射，红军战士们攀爬铁索奋勇向前，冒着枪林弹雨夺取泸定桥，这一幕让我感动不已。然而，当我亲临泸定桥时，却发现电影中的场景与实际相差甚远。泸定桥全长一百米，若攀爬铁索，红军需从观音阁这边攀爬至泸定镇那边，一百米的铁索，即使最快也要十多分钟。在这段铁索上，目标如此集中，敌军只需一人持枪慢慢瞄准，就能将红军战士逐一击落。因此，我认为电影中的表现并不真实，于是我开始寻找《红军长征记》来了解更多真相。

泸定桥，古建中国网图。

在《红军长征记》一书中，我目睹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其中“飞”字尤为关键。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这支长征先遣部队，接到抢夺泸定桥的命令后，仅有24小时的时间赶到桥边。然而，他们当时还在离泸定桥240里地的海螺沟以南，面临重重困难，他们毅然决然地抛下了所有辎重，仅凭枪支和弹药，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狂奔。与此同时，河对岸也有国民党的川军在火把的指引下前进，准备增援泸定桥。红军深知，若让川军成功增援，夺取泸定桥将变得遥不可及。于是，他们也点燃火把，与川军竞速。

在大雨中，川军疲惫不堪，在一村落停下歇息，准备次日再拆桥。然而，红军却毫不停歇，最终在次日清晨赶到泸定桥。川军虽接到命令拆桥，但进度缓慢，仅拆了不到二十米，便因大烟瘾发作而放弃。然而，红军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惊慌失措，不敢再拆桥。红军虽然疲惫不堪，但仍坚持等待刘伯承率领的部队渡河支援。然而，等到黄昏，仍无动静。面对可能的国民党援军，红军决定不再等待，开始夺桥。红四团集中火力，二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在岸边展开，对泸定桥南岸和桥头堡进行猛烈的射击，将川军吓得魂飞魄散。

红军飞夺泸定桥

这些川军平日里只知征税，鲜有涉足战事。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他们惊慌失措，纷纷弃城而逃，奔向后山及泸定镇周边的密林。与此同时，红军战士们正一边铺设木板，一边奋勇攀登泸定桥。待行至桥中央，火势已熊熊燃烧。突击队队长一时犹豫不决，回首望向首长，期待指示。团长和政委高声呼喊：“同志们，切勿迟疑，勇往直前！”在他们的激励下，红军战士们奋勇冲锋，纷纷脱下衣衫，用衣物扑灭火势，最终成功夺回了泸定桥。这正是真实的历史，那场惊心动魄的飞夺泸定桥之战。

然而，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拥有怎样的体能，竟能在一天一夜内跑完240里的路程，那相当于半程马拉松的距离，而且并非平坦的公路，而是崎岖的山间小径。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有些历史进程远非我们今日所能凭借常规思维所能想象。这正是红军顽强拼搏精神的体现。这份原始记录虽简短，却成为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永载史册。若非亲临现场，是无法切身感受红军当年飞夺泸定桥时的壮烈景象。站在泸定桥上，望向汹涌的大渡河，脚下翻腾的波涛，桥身晃动的余波，方能深刻体会红军当年所面临的艰辛与不易。

泸定桥建于1903年。

《红军长征记》生动再现了四渡赤水、翻越雪山、横渡泸定桥以及穿越草地的惊险历程。书中所载故事，让人动容，不禁泪洒衣襟。回忆往昔，红一方面军历经草地、腊子口之险，终至哈达铺。红军抵达哈达铺，最大的喜悦莫过于饱餐一顿。在艰苦的草地中，战士们只能以草根、皮带果腹，饿得筋疲力尽。然而，抵达哈达铺后，食物变得唾手可得。为何哈达铺如此富饶？实地探访后，我方知其乃甘南中药当归的集散地，周边地区当归种植兴盛，交易繁忙。古街明清遗风，店铺林立，主要从事当归生意，使得哈达铺成为一方富镇。

昔日，此地猪肉售价高达5块大洋一只，鸡价则为一块大洋两只。红军抵达后，政治部发放经费，号召大家改善伙食。于是，红军在哈达铺开伙，邓小平同志更是高兴地品尝辣子鸡，却不知那温暖的土炕竟是当地特色。林伯渠，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负责财务和采购。其战马从江西跟随他走过雪山草地，历经两万里征程，却饿得皮包骨头。林老获得经费后，首先想到的是那匹战马，为其购置了一袋三十斤的麦子。战马饥饿难耐，将麦子一扫而空，当晚便因撑死而离世。这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以及绝处逢生的奇迹。长征之路，绝非简单的旅游或行军，而是战士们一步一个脚印、历经磨难取得的伟大胜利。

红军抵达哈达铺，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沈尧伊创作（图片源自：《甘肃日报》）。

我特别留意到一点，那就是我们今日前往九寨沟的途中，沿途风光如诗如画。尤其是红军当年穿越草地的那个夏天，那时的草地如今看来，宛如一片绿色的绒毯，丘陵起伏，白云悠然飘荡，构成了一幅多么迷人的画卷啊。然而，你细读《红军长征记》这部作品，却会发现其中并没有一处对景色的赞美之词，全部记载的都是饥饿、寒冷和饥寒交迫的苦难。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心中早已被生存的艰难所占据，美景就在眼前，也难以引起他们的欣赏。在穿越草地时，他们曾说，全靠着一股顽强的毅力，拥有坚定的内心，才能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若这股毅力稍有松懈，便会倒在地上，再也无法起身。

哈达铺

红军之所以承受如此艰辛与困苦，究竟是为了什么？与国民党的军队相比，他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否承受这样的苦难？在张学良参加访谈节目时，他提及当得知红军抵达陕北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红军是如何穿越千难万险的。他询问自己的团长，这样的队伍是否能够带领？而他的团长们均表示无法胜任。

让侦查连和特务连携带电台先行，轻装上阵，快速攀爬大山。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向重庆发送报告，声称部队已抵达某地，实际上主力部队仍在山脚下，还需两天才能到达。这种你来我往的“欺骗”手法，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按照常规行事所致。

四渡赤水路线图

今日你赐予我多少粮，我便步履千里至彼，即便多出一里，亦绝不前行。至于攀登此座高山，我自会依据所需时长，决不急于一时。你若催我加速，那断然是不可能的事。相较红军的行进速度，我们自是无法比拟。即便国民党军四面围剿，却始终未能将红军围困，更未能将其彻底阻截。红军每日行百里、八十里，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日常之举。这正是作风的差异，而作风的差异，其根本在于意识。你是否怀揣理想信念，为了何人而战？你是为生计入伍，还是为革命奋斗？这两者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因此，这部《红军长征记》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它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充满活力的文笔，真实地记录了那段长征岁月。书中诸多细节与情感，将我们带回那个时代，让我们目睹了一群历经磨难却斗志昂扬、青春洋溢、乐观向上的红军战士。这正是我整理此书时最深刻的感悟。

四渡赤水处

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原本是专注于古代史的研究，并且我还学习过古籍整理的技艺，在当年整理敦煌与吐鲁番的文书时，我们团队都接受了专业的培训。因此，我将那些训练迁移至红色文献以及革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首要任务是追求真实性的极致，力求还原得越真实越好。在处理文字时，我致力于还原其最原始的状态，以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那份真实。

其次，我在这些文字旁加注解，详述了他们所述之地现今的位置，以及他们后来所担任的职务，这些我都一一予以忠实记录。至少，我对徐梦秋、何涤宙等人身份的探究，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生轨迹是错综复杂的。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时期内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未必能坚持到最后。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十三位代表中，真正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的仅四位烈士，而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位才是走到底的人。其他人不也都各奔前程了吗？然而，只要他们在某个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应当认可他们的历史地位，将他们的经历如实记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呈现，也是对先辈们的一种敬意。

我坚信，我们所说的“不忘初心”，实则意味着要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唯有如此，读者方能感受到内容的可信度，进而愿意接受我们的叙述，而非被迫接受某种灌输或宣传，从而产生不信任感。因此，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前辈的深切敬意。我力求做到问心无愧，对得起先人，更要把这份历史遗产完整地传承下去，使其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