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晚年资料图

粟裕大将晚年忍辱负重

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粟裕将军幸免于冲击，成为唯一一位在开国元勋中未受波及的大将。尽管未达元帅之衔，他却跻身军委常委之列，这在开国将领中绝无仅有。那么，是谁在“文革”期间庇护了他？他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如何？他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又保持了怎样的关系？晚年的粟裕在党、国家和军队中又贡献了哪些重要工作？

毛主席言：“粟裕功勋卓著。”

鉴于1958年军队内部针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总参谋长一职遭到撤销。随后，他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从而丧失了在军事前线指挥的权力。进入“文革”时期，于部分人眼中，他已沦为“死老虎”，斗争的焦点似乎不再需对他有所针对。

“粟裕功勋卓著。”正是这位最高统帅的赞誉，铸就了粟裕在“文革”期间所承受的艰辛与荣耀。

但是，在“四人帮”的黑名单上，却列上了粟裕的名字。在军事科学院，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粟裕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谁说的，你站出来！”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免遭批斗。

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与粟裕将军亲切握手，表示哀悼与敬意。

1970年1月，随着粟裕所负责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告解散，周恩来再度将他召回，诚挚地对他说：“你已无法重返军旅，那就留在我身边，协助国务院开展一些工作吧！”于是，粟裕再次在国务院的业务组中得以保全其地位。

“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已经寥寥无几。”毛泽东的这一言，让身处困境的粟裕感受到了无尽的慰藉。正因有了毛泽东的一连串关照，“四人帮”才不敢轻易动粟裕。毛泽东离世之后，粟裕含着泪水参与了悼念毛泽东的众多活动。

躲过林彪的迫害

粟裕之得以保全，或许亦与林彪对其军事才能的赏识密切相关。林彪对粟裕的赏识，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对于其他战区的战况通报往往视而不见，然而，对于华东野战军的战报，他却总是悉心研读。在豫东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林彪不禁感慨地对刘亚楼言道：“粟裕尽打神仙之战。”见刘亚楼未能领会其意，便进一步解释道：“像豫东战役这般战事，我自是不敢轻率决断。”林彪自诩为天马行空，一般情况下并不轻易赞誉他人，然而，对于粟裕，他却赞不绝口，并将粟裕的用兵之道比作神仙般的妙术。

“你目前身体不适，请安心休养。待身体康复后，不妨多走访军队，观察其现状，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尽管向我提出。”粟裕感受到林彪言辞中的真挚，遂就某些事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林彪则对此表示赞同。

粟裕与林彪合影

十一月初，叶剑英抵达上海，粟裕向他详细汇报了林彪与其谈话的内容，以及自己打算回到军事科学院，更换其他同志休息的计划。叶剑英对此回应道：“军事科学院的任务就交由宋时轮、钟期光负责。”他强调，鉴于战事即将展开，粟裕身为一位杰出的将领，务必要保养好身体，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做好准备，并接替更高层的职务。此外，叶剑英还指示军事科学院组建一个工作小组，跟随粟裕深入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1969年，我国与苏联边境局势紧张，在林彪的批准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政委纪登奎特邀粟裕出山，以协助应对苏联的威胁。粟裕不负众望，携同几位军事参谋，深入中苏、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历时数月实地考察，最终形成了一份详尽的防御作战计划。该方案经过军事科学院专家的审阅，得到了高度认可。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林彪集团在“文革”期间并未对粟裕进行剧烈的打压与迫害。

庐山会议“沉默”。

“我与他们难得一见，大家要坚信党的力量，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因误解而心生伤感的同志们含泪离去，粟裕也只能默默叹息，以此压抑心中抑郁不平的情绪。

粟裕随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一同登上了山，他们被分配到了西北组。当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后，毛泽东询问：“还有谁要发言？”林彪回应：“我想发表几点意见。”

于是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粟裕资料图

聆听林彪的演讲后，粟裕并未对此给予过多关注，然而心中却隐约察觉到其中似乎蕴含着某种深意。翌日，便有人开始暗中串联，吴法宪进而提议全体与会者聆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声称有人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表示反对。至8月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相继发言，纷纷表示支持林彪的讲话，并对张春桥等人进行了未指名的批评。随着会议的推进，气氛愈发紧张。

此刻，粟裕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暗藏玄机，乃是林彪与江青两大派系之间的角力。至于这两大派系，粟裕心中自有一番见解。对于林彪、江青所行之事，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

鉴于林彪集团的核心力量集中在军队，于是有人向粟裕施压，催促他“速作回应”。粟裕闻言，缄默不语。至25日，华北组的发言材料作为全会的第六号简报送至粟裕手中。他深感事态的严重性——这绝非仅仅关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得益于这份第六号简报，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呼声愈发高涨。部分小组已通过决议，坚决要求在宪法草案中明确设立国家主席，并主张由毛主席担任此职。甚至有人提议，若毛主席不愿接受，则可由林彪接任。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理当展现出他们的立场，于是有人敦促粟裕明确态度。然而，粟裕依旧保持镇定，回应道：“不必急躁，稍待片刻。”

“多亏了你，否则我们恐怕会犯下错误。”

粟裕资料图

装聋作哑面对江青

1975年四届人大开幕前，军队代表团推举粟裕担任代表团团长。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对企图组阁的阴谋受挫岂能甘心？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一面邀请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代表，一面高度警惕“四人帮”一伙插手军队，拉拢部队代表。

会议刚刚拉开序幕，江青便示意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拨通电话，声称欲探访军队代表团。粟裕闻言，并未予理睬。江青未能如愿，厚颜无耻地径直来到解放军代表团的住所。粟裕无奈之下，只得敷衍应对。现场还有数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则分散于各自的房间翻阅文件。在交谈过程中，一位副团长因江青的“威严”而心生畏惧，便在江青面前向粟裕提议道：“粟裕同志，我们是否可以召集全体代表，邀请江青同志为大家做一番讲话？”

“粟裕同志，我们召集全体代表，恳请江青同志发表指示。”

“故意装聋，亦是您应对江青之策也！”粟裕闻言，仅微笑不语。

粟裕资料图

粟裕怒斥“政治流氓”

“军长，请务必保重。”陈毅病重住院期间，党中央规定，探望者必须获得中央批准。粟裕连续两次申请，直至第二次才获准。在医院中，他与陈毅交谈了十分钟，这也是他们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1968年夏日，粟裕听闻陶勇夫妇在上海不幸自尽的噩耗，心中震惊万分。陶勇，作为粟裕昔日麾下的杰出将领，新四军中以勇猛著称，解放战争时期曾身兼兵团司令之职。建国后，他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一职，勤勉尽责，无私奉献。“陶勇竟会选择自杀？”粟裕愤怒地质问，“此事必须彻查到底！”不久，有人前来对陶勇进行外调，声称某位权势人物已断定陶勇是铁定的现行反革命。“陶勇怎会是反革命？”粟裕毫不退缩地反驳，“我对陶勇的了解，岂是你们所能比拟的？”随后，他激情满怀，对陶勇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数日之后，军委办事组递送来一份文件，内容涉及撤销陶勇党籍一事，期望粟裕给出表态。粟裕态度坚决地回应：“我对此持反对意见。人已离世，何必再提这些？”即便面临重重压力，粟裕仍亲自派遣专人前往上海，探望陶勇的子女，并关心他们的起居生活。林彪事件爆发后，粟裕立刻致信中央，力主为陶勇恢复名誉。1972年12月8日，他致信海军政治部，针对“陶勇专案小组”就陶勇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问题所提出的指控，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提供了相关证明。次年5月16日，他又就海军党委对陶勇问题复审平反结论中存在的数处不符合事实的表述提出异议。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此案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1975年6月的一个黄昏时分，奉邓小平指示南下的粟裕，在完成使命后返回京城途中，特地在上海与刚从“文革”的磨难中解脱出来、获得“解放”的上海市委前书记陈丕显进行了会面。为了降低被察觉的风险，粟裕并未邀请陈丕显前来，而是与夫人楚青一同步行前往。当陈丕显与粟裕相见，他立即对粟裕在“文革”初期对全家所给予的关怀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那帮家伙，纯属可恶的政治流氓，绝对是彻头彻尾的堕落变质分子！”

1984年2月15日的午后二时，粟裕将军踏上了他那辉煌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