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领域，有一句名言道出，三角形因其稳定性而著称。及至皖系势力溃散，北洋阵营中仅存两大军阀势力，即直系与奉系。

皖系支柱的缺失，使得直奉双方不得不直面彼此，正式拉开争斗的序幕。

1920年7月24日，直系与奉系两军各部陆续进驻京城南北两苑，承担起接管皖系驻地的任务。

奉军迅速将南苑皖军遗留下来的所有军械、重型火炮、后勤物资一扫而空，同时将相关技术人员一并带走，并将所有溃散的皖系部队尽数收编。

此外，亦将驻扎于南苑机场的12架战机，以及位于东直门内的徐树铮库房内所存放的各类军械物资，尽数打包并运送一空。

曹锟不满，抱怨下属。

张雨亭真是个地道的大胡子！

吴佩孚视张作霖与土匪无异。

“奉军行为恶劣，勿学其样！”

这是直奉矛盾的起点，远未结束。

7月28日，曹锟、张作霖、国务总理靳云鹏于天津聚首一堂，召开首次天津巨头会议，共同商讨战事结束后对地盘的重新分配事宜。

补充而言，尽管直皖战争仅局限于京畿地区展开，但其战果亦使得各地皖系督军丧失了原有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位于京、津、察、豫、鄂等地的皖系军队亦被迫缴械投降。

陕西督军陈树蕃，为求得留任之位，转而向直系与奉系两派示好。然终在1921年，他遭到了驱逐，冯玉祥遂取而代之。

山东督军田中玉素来对皖系阳奉阴违，持保留立场，战事之后更是毫不犹豫地投向了直系阵营。随后，在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力保之下，他成功留任。

福建督军李厚存，其权势根基薄弱，常随强者而附，现亦已转向支持直系势力。

安徽督军倪嗣冲，在战事爆发前曾力挺段祺瑞，但战事结束后，面对局势的动荡，他无奈选择了接受免职。

庞大的皖系军阀势力，如今仅存浙江督军卢永祥一枝独秀。

直系与奉系之间的势力范围争夺战，焦点便转向了对皖系根基所在、安徽督军的职位任命。

张作霖建议鲍贵卿接任安徽督军。

鲍贵卿，曾任吉林督军，同时也是张作霖的姻亲，负责守护吉林地区。

吉林督军意外降临安徽，却遭遇了曹锟的坚决反对。曹锟提议由同乡冯玉祥接替此职，毕竟冯玉祥原籍安徽，此举亦便于当地士绅的接受。

张作霖坚守寸土，双方争执不休，终未达成共识。直至大总统徐世昌从中斡旋，双方方才确定，由张文生接任安徽督军的职位。

张文生何许人也？

他曾为张勋麾下的一员，在张勋试图北归以复辟帝制之际，他负责守护位于徐州的大本营。然而，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张文生敏锐地察觉到时局的变化，随即率领所部投向了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旗下。

张文生虽已投奔皖系，然与倪嗣冲交情淡薄，双方历来貌合神离，冲突频仍。

选任此非直隶、非江苏、非浙江之人担任安徽督军，众人皆能认同，然而在私下里，双方心中对彼此的考量可谓明镜高悬，账目清清楚楚。

张文生乃张勋的义子，而张勋的长子则与张作霖结为姻亲。张作霖期望借助这位姻亲张勋，持续对张文生施加其影响力。

直系之所以能够接纳张文生，乃是因为他在表面上明确表示了对曹锟的支持，并且与吴佩孚之间也常常有着微妙的眼神交流。

众人认为他易被拉拢。

因此，观摩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斗，其趣味性简直可媲美热门的宫斗剧。

地盘既已划分妥当，双方在靳云鹏的协调下，随即对各自的职务名号进行了正式的确立：

曹锟担任直、鲁、豫三省的巡阅使，吴佩孚则担任副职，而张作霖则晋升为镇威上将军。

此外，直系和奉系均从北洋政府那里领取了1000万元军费，以作为战事赔偿之用。

仿佛重现了巴黎和会的影子，然而，被瓜分的不再是领土，而是各省的权益；被榨取的，也不再是资源，而是民国政府的权力。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心中存有一个疑问：靳云鹏，作为皖系中的八大干将，为何此刻并未退出舞台，反而成为了直系与奉系之间的调解人呢？

这事得怪徐树铮！

1919年十月，段祺瑞卸任，隐退幕后，遂推举亲信靳云鹏临时代理国务总理之职，同时兼任陆军总长。靳云鹏的擢用，却招致段祺瑞亲信、炙手可热的徐树铮的忌恨，徐树铮便趁机挑拨离间，阻挠靳云鹏的组阁。由此，段祺瑞亦对靳云鹏心生嫌隙。

这促使靳云鹏萌生了独自前行的念头。身为皖系的忠实追随者，他却毅然决然地促成南北和谈，因此，在任上仅一年之余，便在1920年5月被迫辞去了职务。

岂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众人原本寄望于战争爆发，以致皖系势力崩溃。如今，既然众所周知他并非皖系之人，便又将他推至台前，期望他能重新组阁。

靳云鹏作为关键的代理人，维系了直系与奉系对北洋政府的掌控，以及两大势力间的微妙平衡。

昔日，靳云鹏的妻子仅有一位婆婆，那便是段祺瑞。然而时至今日，前婆婆退居幕后，却突然间多了两位婆婆，这无疑使得伺候她们变得更加棘手。

为平息双方激动的情绪，靳云鹏，作为张作霖的亲家，甚至主动为其亲家牵线搭桥，安排了双方的联姻。

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张作霖年仅八岁的儿子张学思与曹锟七岁的女儿曹士英结下了良缘。自此，昔日赫赫有名的北洋政府，其台前的国务总理与幕后的两大权力核心，皆成了紧密相连的亲戚。

亲戚之间，无需争执。

东北的雄狮（生于1875年3月19日，逝于1928年6月4日）

联姻固然暂时平息了直系与奉系之间的表面冲突，然而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接踵而至，两派之间的分歧愈发尖锐。

言及首要的现实挑战，便是北洋政府财政告急，资金短缺。

须知，自民国成立以来，先是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继之又有段祺瑞推行“西原借款”，所借之资悉数沦为私囊，不足以分给各路督军。

无奈之下，督军们只得就地取用资源，强行征收地方税收，甚至不时需在地方增设新税项，以填补家计之需。

诸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押京汉路款项等事件。

北洋政府资金短缺，持续依赖外债。

旧债未偿，新债又接踵而至，此次抵押的乃是国家之权力，而得款者却是军阀势力。直至段祺瑞政权垮台，日本政府不得不派遣专人前来协商还款事宜。

协商的成果便是将今年所欠债务延至明年，视为新的借款行为，自然，相应的利息计算也将重新进行。

直系与奉系之争无解。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双方最终陷入了冲突。

靳云鹏，被誉为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卒于1951年1月3日。

财政拮据的核心症结，在于军费投入过度。鉴于此，靳儿媳提出了一项对策，即实施裁军。

没错，您没听错，这正是裁军——一个实则缺乏实权的国务总理，竟然要动议削减地方军头们麾下的兵力。

可行吗？

的确，如靳云鹏本人所述，在第二任期中，他果断裁减了二十万军队，涉及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师与第十五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部。

这些言论无误，那些消失的军队均拥有一个共性：它们皆属战败之师。

战败者编制被裁撤，而胜者则需扩充编制以应对新的挑战。

皖系“定国军”的绝大多数成员已并入奉系麾下，而且奉系在东北地区持续扩充兵力，旨在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

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在遭遇张作霖对召开国民大会的冷水浇息后，亦逐渐认清了直、奉两派迟早会爆发冲突的严峻形势，遂决意返回洛阳，全心全意投入到军队的整训之中。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各地的大小军头亦在持续壮大其军队规模。

纵然这些军队的忠诚归属各异，然而在名义上，它们均为民国旗下的地方武装。依循惯例，发放军饷的责任自然应由北洋政府承担。

一封接一封的索饷电报陆续抵达北京，靳云鹏终于按捺不住心绪。

1921年二月，靳云鹏致信曹锟、张作霖，通报目前情况，指出民国到期需偿还的外债已累积至1.5亿元之巨，与此同时，各省军队纷纷索求军饷，使得时局愈发艰难，日子实难维持。

靳严肃地强调，本届政府的去留，将取决于裁军工作的进展。若此事处理不当，他将主动承担责任，提出辞职。

曹锟迅速回函，明确表示，若奉系能够实施裁减，直系方面自当毫无异议！

张作霖回信至。

结清军饷，奉系无异议！

问题依旧。

附带一提，此刻的外蒙古再度掀起独立的风波。正如靳云鹏所言，“若能集结一支精锐的部队，便能一扫而平”，然而，由于资金尚未到位，无人愿意承担这一重任。

为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靳云鹏亲自主持，召集曹、张、王三位要员，于天津举行了第二次天津会议，此会议亦被简称为天津四巨头会议。

会议主题有四个：

首先，新国会的召开议题（原安福系国会系皖系单独组建，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第二，外蒙独立问题（剿灭责任）。

第三，裁兵问题。

第四，欠饷问题。

第五，南北和谈。

上文的“王”是指曾任湖北督军的王占元。那么，为何会邀请这位人物到来呢？

原因有两点：

首先，江苏督军、长江三督的领军人物李纯，于去年不幸遽然离世，随之王占元接替其位，晋升为新任长江三督的领袖。

其次，湖北位居南北交融之地，无论和谈还是冲突，均难以绕过湖北。王占元因此成为南北间备受瞩目的人物，他的话语自然也就更具分量。

无论如何，在第二次天津会议上，主要协调两大派系——奉系与直系——之间的矛盾。靳云鹏担任会议主持人，并兼任政府首脑之职，而曹锟与张作霖则是直接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王士珍则作为列席代表出席。

他的作用将在会议中显现。

4月26日，会议开局火药味浓。

曹锟之弟曹锐，时任直隶省长，首开批判之门，对靳云鹏进行猛烈抨击，直指内阁在军费分配上的不公现象。他以奉系与直系为例，指出奉系仅欠薪两月，而直系却已拖欠半年之久；在经费领取方面，奉系已领百万，而直系仅获五十万。

靳云鹏无奈反驳道：“四哥，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的艰辛，我这是有巧妇之心，却无奈无米之炊。”

曹锐：不当就不当！

靳云鹏怒斥道：“若不愿干，那就别干了，谁若执意为之，便是无赖之徒！”

双方争执愈发激烈，险些演变成一场打斗，最终在旁观者王占元的介入下，他左右作揖，调解了这场纷争，使得首轮会议得以告一段落。

会议结束后，靳云鹏一时之气，向北京发送电报，责令内阁为他预备好辞职信，并安排护送其家人前往天津，意图卸任。

会议现场上演的闹剧传遍全国，引发了举世震惊。经过众多报刊的“添油加醋”，最终演变成了两人持枪对峙的戏码，这导致曹锟与张作霖不得不纷纷出面进行澄清。

29日，王占元盛情款待，张作霖亲临现场，举办了一场旨在调解纷争的“和事酒”。曹锟与靳云鹏亦受邀出席。酒会结束后，曹锟、张作霖及王占元联名发布通电，明确表示对靳云鹏内阁的坚定支持，从而使得这场舆论风波得以平息。

尽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解决之道已有所改进，或许正是受到了“和事酒”的启示。自此，后续的会议不再局限于会议桌前，而是转向了边吃饭、品酒、听戏、打麻将的轻松氛围中。

随后，双方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了亲切的交流，最终友好地达成了会议的共识。

针对国会议题：应提前启动选举程序，并正式致函皖系独苗、浙江方面的卢永祥将军，恳请其予以谅解与支持。

在收复外蒙的进程中，奉系军队担任先锋，而直系军队则作为辅助力量协同作战。

关于南北议和之事，特命王占元全权负责处理，并指派曹锟予以协助。

裁兵争议：暂搁。

欠饷争议，暂缓。

事实上，新国会的召开不仅契合了直系与奉系的双重利益，亦满足了孙中山先生在护法战争中的诉求，因而得以顺利实施。而其他举措则均未能如愿以偿。

然而，鉴于王占元系出直系，他在会议期间不自觉地偏向奉系，这使得他在重返湖北不久后，便遭到直系首领吴佩孚的驱逐，致使湖北落入吴佩孚的控制之下。

王占元被逐出权力中心，声名一落千丈，然而他尚存一干忠实部下，此中一人遂接过指挥棒，掌控了军队。凭借着这份根基，他由江西战场一路挺进福建，进而击败卢永祥，战胜奉系势力，夺取江苏、安徽两省，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跻身于北伐前夕与吴佩孚、张作霖齐名的北洋三大军阀之列。

这是后话。

既然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持续加剧。

1921年岁末，我国民国财政状况愈发严峻，国库告罄，财政困境难以维系。在此背景下，时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

不仅如此，当初直系与奉系力挺靳云鹏登台，意图借助其力量为己谋利。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表明，靳云鹏终究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期望。

即便身处北洋政府之内，靳云鹏亦屡遭交通系政敌的排挤，甚至大总统徐世昌亦常与他于人事任命上产生龃龉。

独木难支，靳云鹏不得不引咎辞去职务，自此隐退江湖。

新国务总理梁士诒上任。

“隐于王座之后的权势巨擘”梁士诒（生于1869年5月5日，逝世于1933年4月9日）

在登台之前，梁士诒优先拜访了张作霖，向他承诺，一旦履职，将竭力增加奉系军饷，同时亦将设法与南方势力建立联系，共同谋取倒戈反直之策。

与靳云鹏的敷衍推诿相较，梁士诒的立场则显得坚定而明确，因此张作霖遂决意满足他组建内阁的愿望。

或许有人会质疑，梁士诒既然已经投靠了奉系，那么直系这边又该如何应对？难道仍旧要采取欺诈的手段吗？

没错，还是欺骗。

在北洋军阀中的几位显赫人物中，曹锟同学堪称最受欺骗之最，实无出其右者。

他追随老袁长达21年，即便老袁离世，他依旧担任着第三师（原北洋第三镇）师长之职，直至生命的终结，他都未能晋升至一省督军的地位。

随后，长江三督之首李纯，意图争取其支持冯国璋，未征得其同意便擅自将其名字列于“主和”通电之中，险些导致段祺瑞被迫下台。

段祺瑞为挫败冯国璋，屡次承诺将推举其担任副总统，竟至后来，甚至意图夺取他手中的直隶总督之位。

梁士诒再度施展故伎，承诺若他担任国务总理一职，将立即为直系分配500万元军费。

尽管500万元不足以与曹锟贿选总统时的一半经费相比，然而在当时的财政背景下，这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曹锟如愿以偿，获得了令他满意的承诺，遂答应梁士诒组建内阁。

梁士诒对未来的直系可能追究责任并无过多忧虑，他坚信只要成功将奉系与南方势力联结，并击溃直系的势力，那500万的军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剧情陷入僵局。

导火索引燃了直奉大战。

果然，梁士诒登台履职后，对直系采取敷衍的态度，对奉系则百依百顺，曹锟不禁再次感叹，自己竟再次陷入了被人愚弄的境地。

历尽多次被骗的遭遇，对方竟是拥有军阀势力的人物，如今却遭一个无地无权、仅有政客身份的人所骗，曹坤并未采取极端手段，这已然是难得的奇迹。

倒梁，必须倒梁！

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我国代表在会上就胶济铁路赎回及自办事宜，与日方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而，梁士诒却不顾代表的立场，擅自作出决定，同意将胶济铁路交由中日双方共同经营。

舆论惊哗，全国震动！

附带一提，那位曾与袁世凯一同签署卖国“二十一条”的曹汝霖，与梁士诒同属交通系成员，他们均为民国时期的财团政客。在皖系掌权期间，交通系所控制的国会议员数量，仅略逊于段祺瑞领导的安福系。

由此可见，无论何时，财团往往表现出了对国家最缺乏忠诚的一面，甚至会在关键时刻将国家利益置于不顾。

直指要害，坐镇洛阳的吴佩孚通电全国，痛斥梁士诒卖国行径，强烈要求其辞职并退居幕后！

梁士诒因奉系支持，毫不畏惧。

张作霖保梁士诒定了！

倒梁运动升级为直奉直接冲突！

此刻的张作霖，仿佛化身于一战前夕的德皇，不仅派遣使者南下与皖系以及南方的孙中山取得联系，力图构建“反直三角同盟”，而且在东北地区展开了军队的大规模扩充，甚至征兵广告已遍及至通州周边。

曹锟未曾料及事态竟演变至此，原本他的意图不过是更换梁士诒一人，加之直皖战争刚刚落幕未满两年，对于奉系势力，尤其是他的亲家张作霖，他尚不愿轻易兵戎相见。

然而，切勿忘却，吴佩孚，这位直系的副首领，自直皖之战以来便洞悉直奉之间终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在这年余的时间里，他专注于后方练兵，故而此时，他并无退让之意。

1922年3月8日，正值张作霖的寿辰，曹锟遂派遣其四弟曹锐前往道贺，同时借此机会试探张作霖的意向。

孙烈臣对曹锐言。

“大帅不禁好奇，究竟是他麾下的亲信更为亲近，还是远亲来得更为亲近。”

曹锟踌躇难定，然而张作霖的果断行动迅速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4月初，奉军入关布防。

张作霖之所以如此积极地鼓吹战争，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奉军都明显超越了直系。然而，现实却将令他震惊得目瞪口呆。

敌军逼近，形势紧迫，曹锟再无徘徊之余地，遂向吴佩孚发出急电：

“你我一体，彼此相连。纵然亲缘深厚，终究不及自个儿亲近。你若何去何从，我便随你同路。”

吴佩孚深受触动，直军随即踏上北上的征程，直面挑战。至此，直奉之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922年4月29日，直奉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张作霖担任奉军总司令一职，委以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则出任参谋长。他率领约12万大军，装备有150门大炮和200挺机关枪，兵分两路，分别沿着津浦和京汉铁路东西夹击，向直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保定成为直军司令部的所在地，由吴佩孚出任总司令一职。他麾下拥有8个师的7个旅，共计约10万大军，严阵以待，迎战来犯之敌。军中配备了大炮100门，机关枪100挺。在这10万雄师中，更有3万精锐被抽调，用以巩固后方防线。

无论在兵力还是装备方面，直系均不及奉军，然而战事的最终结果，却令人颇感意外。

自4月29日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各有胜负，战局逐渐演变成了一场胶着的拉锯战。

转折在5月4日的西路战场。

当日，吴佩孚调遣其精锐的21混成旅秘密潜至奉军后方，成功切断了其补给线，导致奉军阵势顿时混乱不堪。原本因受张作霖排挤而战斗意志不坚定的第二梯队司令邹芬，于是率领奉军第十六师在战场上临阵倒戈，投降敌方，这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败绩。

当日，西路军败讯迅速传扬，中路军亦遭遇重挫，此双重打击随即引发正在激烈交战的东路军的崩溃。

自那以后，奉军已无法维持军纪，只得向北撤退。在这过程中，遭直军击杀超过两万人，并有四万余人沦为俘虏。

奉系之所以易于瓦解，根源在于其内部缺乏丰富的战斗经验，组织架构松散，加之将领多数源自江湖草莽，对战争策略依旧沿用陈旧的作战模式。

直系军队不仅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其将领大多源自北洋武备学堂，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军队的核心第三师，其前身正是1905年组建的北洋第三镇。

此成果亦促使张作霖痛改前非，重新起用郭松龄等出自军校的将领负责练兵事宜，进而于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成功逆转战局。

无论如何，奉系终究败北，即便张作霖心中不愿，亦不得不撤军至山海关之外，进而丧失了对北洋政府的操控权。

梁士诒，任内一个多月即倒阁。

直系独揽北洋大权！

四载光阴流转，曹锟昔日仅是为“副总统”之位效力，甘做皖系势力下的打手。而今，他不仅手握大总统之权，更是如囊中之物，尽在掌握。